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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孝道的养老服务业及其良性发展


信息来源: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时间:2016-01-13字体:[ ]视力保护色:

基于传统孝道的养老服务业及其良性发展

胡泽勇 

(湖北工程学院 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养老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是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政府社保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养老产业化对解决我国现存养老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势必偏离其初衷。中国养老产业应该成为基于传统孝道的社会经济平台,不仅要定位于公共服务的“社会孝道”和“孝心产业”,而且只能成为家庭养老和政府养老的创新、补充与支持,只有这样,养老产业才能不失本真,才能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

  [关键词] 孝文化  养老产业  良性发展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党和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部署的重要民生工程。养老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既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又有其发展障碍和局限性。养老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孝文化为底色和依托,坚持服务为本,产业为用的原则,正确厘定养老产业与家庭养老的关系,既要强化社会服务主体的孝道义务,更要强化政府的孝道责任,只有这样,养老产业才能不失本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前途和生命力。

  一、中国养老的困境与养老产业的应运而生

  前不久,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及其夫人即将入住养老院的消息,再次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于当前养老问题的关注和争论。钱理群教授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夫人患病之后,无法再照料二人生活,且他们没有子女。北大教授夫妇进入养老院,之所以引起公众共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传统家庭养老和政府养老的依念及对养老产业化的担忧和质疑。

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传承千年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其亲情滋养、其乐融融的功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家庭养老最幸福。然而,社会转型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危机四伏、难以为继,家庭养老无异于老牛拉货车。

  1、生育率下降直接导致家庭的供养资源减少,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倍增。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我国的家庭出现“4—2—1”结构,家庭抵御养老风险的能力受到极大挑战。一些子女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强,孝道意识淡薄,非但不愿孝老,甚至还要啃老。

  2、死亡率的下降推动寿命延长,养老费用增加。随着老年人寿命的提高,赡养时间逐步延长;同时,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里会出现两代老人,赡养数量开始增多。另一方面,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供养者的老龄化,将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

  3、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很多老年空巢家庭出现。青壮年人口大范围、远距离的流动导致家庭居住模式的离散化和成员关系的疏远化,家庭空巢期提前出现,分开居住偏好得到强化,老年空巢状况更加延长,老无所依的潜在风险因此放大。在农村,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老人和成年子女之间的“供养—照料—慰藉”的三重脱离。当前农村“留守老人”有数千万之众,大多处于一种无人照管的状态,安全及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

  4、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劳动强度增加,心有余而力不足。激烈的职场竞争、较大的生存压力,“成功人士”与“孝顺子女”两种角色的冲突和博弈,使得忠孝两难全。由时间、精力所限,成年子女越来越感到照料老人的担子沉重。即使在同一城市,照顾父母也让多数家庭分身乏术,有心无力。

  从社会保障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曾让我们视养老为事业,养老的事情由政府包办,对来自国家的养老保障充满了期待。但是,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比例高、增长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2.12亿,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超过3700万,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近10%,独居和空巢老人超过50%。预计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48亿,占总人口的17%。另一方面,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当前西方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危机表明,完全依靠国家提供养老保障很不现实。

  为应对养老问题,党和政府作出了不懈努力。200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办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提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之后,“常回家看看”入法,“以房养老”、“消费养老”、“放开二胎”、“延迟退休”等新措频频触动社会敏感神经,但情况不容乐观,人们对其可行性持谨慎和观望态度。近年来媒体对政府社保投入偏低(7.5%)、养老金缴费比例迟迟无法下降(40%)、养老金入不敷出、公办养老院爆满、独居老人猝死家中等问题的不断报道,持续引发公众对于未来养老的担忧。

  随着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养老服务压力更加沉重,家庭和政府更加无力和无奈,只能求诸社会和市场,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在此情景下,市场化的养老产业应运而生。

  2013年被专家称为中国的养老产业元年,当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在此以后,20多个相关文件相继出台,养老服务业已然成为国家战略。然而中国的养老产业如何良性发展,如何让包括钱理群教授在内的所有老人安享晚年,值得进一步考察和关注。

  二、养老产业的社会价值与积极意义

  养老产业是指以老年人为对象,以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服务设施、特色护理、日常生活用品、家庭服务、健身休闲、文化娱乐等为内容,通过“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市场化,向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性的敬老、助老产业。养老产业在中国的出世,是中华孝文化在当代传承中最为显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经济层面上讲,中国的养老市场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市场之一,拥有“数万亿元的市场空间,千万就业机会”。发展养老业将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养老产业化的最大价值与真正意义在社会层面。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的重大举措,养老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与更新,不仅有助于解决家庭“养老难”的问题,而且也较好的解决了政府“难养老”的问题,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更新养老服务理念、创新养老服务方式,保障老年人权益,提高老年人的生命生活质量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第一,养老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可以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解除子女的后顾之忧。孝敬与否不在于形式,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公众选择表达孝道的方式也需要多样化。老人进了养老院子女照样可以尽孝,不能说把老人送到了敬老院,交给了社会,儿女的孝道就不存在了。如果年轻人愿意支付一些费用把父母放到专业的、安全的养老机构去养老,比把父母丢在家里没人照料反倒是更加负责和尽孝的态度。当前家庭养老真正的困难在于,年纪较大或患病的老人,他们需要有人照顾,甚至已完全不能自理,片刻不能离人。在医疗、护理水平达不到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事实上牺牲老人的生活质量与寿命。所以,当子女不能亲力亲为照顾父母,通过购买,让专业机构代理养老护理和服务,这是一种更好的孝敬形式。近年来,代祭代孝行业悄然兴起,既是对孝道最有效的传承,也是社会的进步。

  以往一家一户的养老方式,是一种“小而全”的模式,不论条件如何,各个家庭的置备都必须齐全,投入多而效率低,浪费较大。养老产业使养老趋向于集约化和专业化,用更少的年轻人照顾更多的老人,集中高效使用有限的社会优质劳动力资源,用更低的成本来达到更好的养老效果。所以,养老产业的发展,不仅使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得到照料,子女也可解脱出来,安心工作,这对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有极大的好处,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养老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可以减轻政府的养老压力,解决原本应该政府出面解决、而又解决不好的养老、助老问题。

  为社会底层人群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政府的养老责任除了要给年老国民提供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外,还应该积极建立和扶持社会养老机构。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4万多家养老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是公办机构。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目前要求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而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不到老年人口总数的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至3%的水平。因此,在当前情况下,由于公共投入的不足,通过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养老机构对于解决一床难求的问题有着重大意义。

  养老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政府供给不足的问题,也较好解决了政府“越位”的问题。公办养老机构本应该是针对“三无”老人或者类似的弱势老人,但是现在一些公办养老院为了管理方便和降低风险,倾向于接收完全自理的老人,而且建设标准过高,布局不尽合理,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养老,非但没有起到为社会养老“托底”的作用,反而抢着做了本该市场做的事情,影响到整个社会福利政策和资源的公平与共享。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无疑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三,养老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有助于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提高养老生活的品质。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仅有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需要,也有各种医疗卫生保健护理服务的需要。老年人还需要文化娱乐、健身休闲、学习交流等基础设施与活动场所。此外,老年人还需要紧急救援、法律维权、金融理财、旅游观光等其他各类社会服务。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又有不同的需求层次,需要通过不同的供给方式来满足。高收入者更在意服务质量和效率,追求更具个性化的市场服务;中低收入者需要能够承担得起的、“价廉物美”的社会化服务;家庭困难的老人则需要能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服务。

  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公共机构养老很难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养老产业的发展,将会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以适应老年人的需要,不仅在日常生活护理等方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还在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方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比如社区养老,白天有日托中心,用轮椅“校车”每天接老人去康复、上课;中午吃饭,有老年大学;下午送回家,提供上门服务。

  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建立系统服务与互动平台,整合公共服务资源,让老年人在家庭中也能享受到安全看护、健康管理、生活照料、亲情关爱等服务;同时,还要满足老年人休闲娱乐的精神需求。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占老年人口90%以上的健康老人通过消费来改善生活的意愿不应忽略。到2015年,中国富裕家庭数量达到440万个;这些群体在考虑养老安排时,观念开放,更能接受在环境优美,设施完备、服务周到的高端养老机构。养老产业的发展,无疑有助于满足老年人通过消费提高生活品味的愿望。

  第四,养老产业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发挥余热、继续体现自我价值的空间。

  世界卫生组织于1990年提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1999年,又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口号。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和家庭习惯把老年人作为照顾对象,老年人被隔离在社会主体之外,事实上,老年人养老,并非一定是被动和消极养老,也可以自己提供一些社会服务,老有所为。这时只要有相关的机制和网络,就可以开发老年人的劳动力资源。

  我国现有离退休人员中科技人员超过600多万人,占全部科技人才的五分之一,其中70岁以下具有高中级职称、身体健康、有能力继续发挥作用的有200多万人,[2]这是一笔宝贵的人才资源,离退休人才大量闲置,实在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而且工作热情很高。老年人参与社会,既满足了他们发挥才智的愿望,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又体现了他们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养老产业化可以充分调动老年人服务社会的积极性,拓宽老年人就业市场,为老年人“老有所为”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更好的促进“夕阳红”事业持之以恒的发展。

  三、养老产业化的发展难题与障碍

  在我国老龄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养老服务业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社会主义制度、孝文化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使我国养老服务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市场化、商业化和服务性、福利性的矛盾。老龄产业是老龄事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然而市场规律决定了任何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不盈利的企业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养老服务业也不例外。作为行业领跑者的万科总裁,郁亮就明确表示万科地产不可能走到慈善养老的领域去。

  另一方面,老年人群的社会弱势地位,决定了养老服务业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福利性特征的产业,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即便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养老业也不走完全市场化的路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养老产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养老产业应该有所不同,更强调公益性和福利性,养老服务产业不是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暴利产业,不可能完全走向市场化或产业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目前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和法规只给予福利性的、非盈利的行业,仅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企业或个人,被排除在政府的扶持之外,因而从事养老服务的企业等很难从养老服务本身的经营当中赚到利润,开拓养老市场的吸引力和激励作用不大。

  其次,养老观念相对保守和固化。虽然我国传统养老观念有了一定变化,但是传统的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在大部分人眼里,到养老院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果谁把自己年迈的父母送到养老院去,似乎是一种不孝的行为,会遭人耻笑。一些年轻人即便没时间照顾老人,宁肯请个保姆,也不想把老人送到养老服务机构。同时,在不少老年人的思想里,家永远是最好的,与其在养老院孤独终老,不如死在家里。所以,不论是老人还是其子女,不到万般无奈,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选择养老机构养老。近些年来,大量的养老院丑闻,似乎都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现实——我国养老院尤其是一些基层养老院,不能善待老人,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这样的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

  再次,市场化养老自身的局限性。市场化养老最大的问题在追求盈利优先于照顾老人,不能提供情感维度,而养老不是一种纯经济关系,它有感情在里面。比如,在任何一个条件较好的养老院,如果你给的钱足够,它能提供全方位的完善照顾,但那终究是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照顾完全不一样。

  根据孔子的孝道,即如果把养老仅仅理解为生活保障,这不叫养老,这和养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养老对孝敬有本能要求,如果将养老全部推向市场的话,老人的心理需求无法满足。在养老问题上,很简单的事情,市场虽然也能做,但它很难做出感情满足和精神慰藉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西方也有同感。美国动画大片《辛普森一家》中的辛普森爷爷就在养老机构中养老,剧中养老院的生活常受揶揄和讽刺,进入养老院的老人虽然有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在精神上和社会认同上往往丧失尊严。

  再次,目前购买力有限成为国内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我国2亿老年群体,大多属于低收入阶层,购买力十分有限。如果单靠自己的养老金,能够享用老年服务产业的老年人,不超过10%;再考虑到我国的老人历来重尚节俭的消费习惯,因此,有效需求总体不足。随着高成本的养老设施的投入,势必推高养老成本。高消费的养老地产(最便宜的服务费用每年达10万元)只能成为少数高收入人群的享受,一般养老机构年收费也在2万—3万元。家庭条件好的老人,当然有条件享受更优越的养老生活,而众多低收入的老年人他们需要的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之下的基本养老服务,无能力承担高额的养老支出。因此,从现有条件来看,养老院养老要成为一般百姓的普通生活方式,还需要一个过程。

  最后,失能老人的赡养问题。养老问题,严格上讲,是对于生活需要时刻照顾,甚至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照料。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数据,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预计到2015年,我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由于失能老人护理难度大、护理需求高、专业护理人员极度匮乏,容易出现意外,目前的养老机构无法接收这些老人。即使没有有意的社会排斥,这些失能半失能老人也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没有办法在养老机构中安享晚年。失能老人身处的窘境,毫无疑义是产业化养老的弊端体现。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养老产业发展还面临从业人员匮乏的问题。在养老问题上,我们实际上还是依赖保姆制度来进行护理服务,大部分养老机构缺乏医生、护士、营养师、康复师等专业人员。到2011年初,正规的养老护理学校还没有一所,而中国真正需要的专职和兼职的养老护理员最少也要上千万人。目前全国从业人员不足百万,其中一半左右是文盲,有资质的养老护理员才2万人。另外,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缺乏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

  四、养老产业良性发展的路径思考

  在当代中国,发展养老产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养老产业如何良性发展,如何建构一种健康的养老产业发展模式,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现实问题。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各国养老的特征与模式,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应该主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发展养老产业,重在解决基本养老难题,在“服务”而不在“产业”和“商机”。瑞典前首相佩尔松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作为政府首脑,他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如何发展经济、增加就业,而是怎样应对瑞典的老龄化。佩尔松的话,对我们不无启示。

  不可否认,养老产业蕴藏着巨大商机。但是,根据国务院文件的“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思想,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首先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民生工程”,保障老年人权益,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养老产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广大的中低收入老年群体提供日常需要的服务,提高大部分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是养老产业发展的根本意义所在。养老产业如何惠及广大的老年弱势群体,是养老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

  发展养老产业的根本目的应在于代天下儿女尽孝,替世上父母分忧;通过“产业”发展支撑“养老”发展。据此,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应当是“孝心产业”,是“社会的孝道”。这不仅是“仁政”和“善治” 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所决定的。因此,养老服务业应当是“福利+市场”的双轨制,即“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并行,而且“产业养老”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养老事业”。发展养老产业,不能让养老被市场和利益绑架,不能让效益考量压倒公共特性。

  鉴于教育、医疗产业化的经验教训,养老服务应该需要明确一个基本原则:服务为本,产业为用,养老福利化高于养老产业化,[3]走一条有限产业化道路。所谓有限产业化,也就是说养老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可以考虑一定的利润,但必须坚持公益优先,坚守底线,不偏离本质。

  其次,发展养老产业,只能成为家庭养老的补充与支持,而不是对家庭养老的颠覆和根本否定。

  提到养老产业,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始终围绕一句话:从居家养老找突破,居家养老服务是第一服务。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根本的目的就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补充和更新,是对功能弱化的传统家庭养老的一种强化,而绝对不是取代家庭养老。

  从现实的层面讲,政府投入的有限性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不稳定性,以血缘为基础的养老关系必将长期成为整个社会化居家养老体系的核心,只有发挥了家庭的核心作用,这个体系才可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体现着中国厚重的孝道文化。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从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和推行的“9073”养老模式来看,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实现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靠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这意味着,在我国家庭养老具有法律和政策上的双重依据。

  2011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对1612人(其中独生子女占40.1%)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8.3%的人选择让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或附近,就近照顾;43.5%的人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亲自照顾;24.8%的人表示父母在异地居住,定期去探望;7%的人选择由社区配备生活指导员,定期照顾老人;仅有6.9%的人愿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等机构。由此可见,居家养老,家庭养老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主流养老方式。

  家庭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亲情关爱等是其他养老方式难以替代的。发达国家虽然养老产业化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并没有将其理想化。早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就提出“反院舍化”和“去机构化”,倡导回归家庭和社区养老。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就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是全世界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榜样”。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中特别把“提倡子女赡养父母”列入向各国政府的建议之中,并且提出“由于家庭被认为是社会基本单位,因此就应设法按每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制度和家庭的老年成员的要求来资助、保护和加强家庭”。2013年10月英国卫生大臣亨特发表讲话说,英国的几十万老年人被社会忽略,这是英国的“国耻”, 再次呼吁向中国学习孝道文化,吸取中国人照顾老人的经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居家养老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主要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给予政策支持已成为各国应对老龄化的共识。

  再次,养老产业的良性发展有赖于各类服务主体对孝文化的重视和传承。

  没有文化的产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产业文化的含量,决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命运。

  孝道不仅仅是家庭养老的道德基础,也是养老产业的道德基础。

  孝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它有着广泛的义务主体。采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机构养老,表达的不过是履行孝道义务的不同主体,实则都是在保障同一法律权利:赡养权。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不过是社会化意义上的“养儿防老”,其所承担的既有“人不独亲其亲”、“老吾老及人之老”的伦理孝义务,也有法定和委托代理意义上的法理孝义务。

  养老机构连续不断的丑闻表明,敬老、孝老的美德和观念不仅要体现在家庭行动上,还要在企业、机构和社区层面得到体现和落实。丢掉孝道,养老产业难以持续发展。

  发展养老产业要将传统孝道与企业文化、机构文化、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敬老、养老、助老的孝道文化的传承,将孝道精神作为各类服务主体的运营宗旨和文化品牌,把子女对父母的行孝转化为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规范,将传统的孝道亲情行业化,在银发经济中切实履行好社会的孝道义务和责任。

  发达国家居家养老多数不以赚钱或获利为目的,即使有的国家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仍然是不以牟利为目标的。

  从弘扬和创新孝道的角度出发,各类服务主体应该坚持服务为本,孝道为本的原则,既加强“硬件”建设,也要加强“软件”建设。着力研究子女与老人两方面的实际需求,拓展老年服务项目,开发老年产品用品,减少和避免无效供给。在物质层面上,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在精神层面上,既要促进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实现老年人安享天年、含饴弄孙的快乐;又要兼顾老年人自身的精神文化追求。要强化行业自律,把孝道纳入机构和护理员管理服务的制度规范之中,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服务理念,在护理人员中形成学孝、知孝、行孝的良好风尚。惟有如此,养老院才能真正成为“孝老院”,老年人才会主动走进来,高兴住下去。

  最后,养老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政府的孝道予以支撑。

  对于子女而言,对父母尽孝是一种伦理责任;对于政府而言,对老人尽孝则是一种政治责任。传统中国在强调家庭养老责任时,历代都很重视“政府孝道”。西方文化将照顾老人的义务归于政府,子女对父母在法律上没有赡养义务,本质上强调的也是一种“政府孝道”。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东亚及东南亚谁诸国的养老服务业更是将“政府孝道”和家庭孝道并举,大力倡导孝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养老产业,政府必须常“回家”看看,将孝文化与养老产业发展融会起来,以孝为依托建立和健全养老服务体系。[4]具体来讲,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承担好“保基本、兜底线”的责任。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保障,是政府对公民的一种公平回报,是政府最主要的“尽孝”行为。发展养老服务业,要以明确政府自身的基本养老责任为前提,养老责任不可能全部推给社会。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界,对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可以社会化的方式来养老,“锦上添花”;对社会上真正困难的“三无老人”及失能、失智老人,要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的托底作用,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雪中送炭”。

  当前,尤其要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完善农村养老服务托底的措施及补贴支持政策,完善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通过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为低收入或经济实力不济的农村老人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

  二、加大政策扶持,支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作为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新常态”,符合中国孝道传统和老年人生活习惯,是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基本发展方向所在。但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通过在政策上鼓励父母和子女在同一个小区购买住房,便于就近照顾和“回家看看”;借鉴德国、日本的经验,对家有老人的下岗职工,优先提供就业机会,鼓励下岗职工直接转入自己家中照顾老人,承认其为正式工作,享受同等行业待遇标准,或者给予一定的政策补贴;出台给老年人请保姆的相关政策,既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里能够享受到保姆照料,同时也可以一部分的就业问题。要从限制年轻人回家的薪酬制度、假日设置、劳动保护等方面发力,特别是要在教育、住房、出行等成本上为家庭养老减负。

  要通过政策措施,扶持和支持社区养老服务。积极培育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支持社区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完善社区医疗机构的建立,强化社区医疗服务,发展家政服务,兴办或运营老年供餐、社区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项目。鼓励社区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场所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文娱活动,推进居家网络信息服务。要培育专门的社工人才和养老服务义工队伍,加强各类服务机构的服务意识培训,努力强化他们的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为社区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完善人才培养和就业政策。为解决养老服务人员匮乏问题,政府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部门要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制定优惠政策,并对就读本专业的学生给予补助,鼓励对口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在养老机构和社区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从事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应当积极改善养老护理员工作条件,加强劳动保护和职业防护,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提高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养老机构应当科学设置专业技术岗位,对在养老机构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医疗机构、福利机构相同的执业资格、注册考核政策。同时,政府应提高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的个税起征点(10000元起征),着力解决“用人难”问题。

  四、加强执法和监管,规范养老服务行为。养老产业规范、有序的发展离不开完善、健全的养老制度保障。在过去的几年间,企业或者个人的投机行为较多,养老市场较为混乱。

  政府民政部门要以敬老、助老为宗旨,健全养老服务的准入、退出、监管制度,通过开办资格审核,将养老机构纳入自己的监管体系。制定各项准入标准,给予达标机构许可经营执照;加强运营期间的评估监控,引导并保证养老机构规范运营。价格主管部门要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定价机制,依法确定适用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其他各有关部门要依照职责分工对养老服务业实施监督管理。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发挥行业自律作用。要加大执法力度,及时查处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要指导养老机构完善管理规范、改善服务质量,培育品牌,使养老产业在微利基础上实现可持续运作。

  五、加强孝道宣传教育,优化产业氛围。养老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全社会孝观念的传承与创新。虽然时代变了,传统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有许多不适,但是,中华民族孝亲敬老这种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是不能割断的。要将孝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尊老、爱老、助老思想道德教育,实现孝文化由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和政府伦理的全面提升。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养老的需求,构建一种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孝文化,以孝亲敬老的责任感作为对社会、国家责任感的基础。通过家训家规、乡规民约、企业文化、机关文化等形式,使传统孝道深入人心。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督促家庭成员和社会各阶层承担赡养责任,培育发展为老服务公益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解决老年人实际生活困难,营造政府提倡、企业参与、大众践行,关心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大孝”氛围。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期养老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让我们携起手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孝道文化,共建养老乐园,在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养老梦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体现社会担当,为“中国梦” 奉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徐炯权.新“代孝”现象:儿女花钱买“孝心”,《民主与法制》周刊,2012-10-16;

  [2]程连昌.充分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中国人才》2010年15期;

  [3]穆光宗. 养老福利化高于养老产业化,《新民晚报》,2015-05-31;

  [4]王真尧. 政府与社会也要尽孝道,《中外书摘》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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